物联网如何完全改变数字证据

随着人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技术形式留下了越来越多的日常活动数字痕迹，这些数字痕迹正在作为有效的证据出现在法庭诉讼中。而且，随着能够收集微观细节信息的物联网设备的出现，数字证据可能成为法律面前的主要甚至唯一真相来源。

Facebook不仅是一个全球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而且还是一家利润丰厚的上市公司，市值约为5000亿美元。在2011年4月，媒体报道一名男子声称持有这家公司50%的股份。保罗·塞格利亚( Paul Ceglia )是一名来自纽约的木球推销员，他自己表示，他付钱给扎克伯格(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让其创办Facebook网站，并有权获得该公司50%的股份。塞格里亚引用了他与扎克伯格签署的一份合同和一系列电子邮件作为交易证据。尽管Facebook驳回了这些指控，但诉讼仍在法庭上进行，并要求双方提供确凿证据。最后，在对塞格利亚的个人电脑进行分析后，律师们发现了对Facebook和扎克伯格有利的确凿证据，证明了塞格里亚的说法具有欺诈性。而这只是数字证据作为确凿证据的众多案例之一，还有其他案件记录，比如臭名昭著的BTK连环杀手案，也是由于数字证据而被解决。

随着数字设备的日新月异，以及深入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项新发明，我们将继续以数字数据的形式创建我们的活动记录。普通人生成的大多数数据都用于改善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但是，随着新技术使我们能够收集更多关于每个人的可靠准确数据，这些收集到的数据可用于许多其他应用，其中一个就是数字证据。

我们为何需要数字证据

解决案件和作出判决，就像解决任何其他问题的做法一样，需要坚实、准确的事实基础。为了使这些事实准确无误，调查人员和法律团队需要对他们可以访问到的每个数据源进行广泛分析，以确保他们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行业还需要验证数据来源是否可靠。按照惯例，在许多不涉及财务问题的案件中，目击证人的陈述是主要事实来源，并且在这些案件中，签署的合同通常足以作为辩论的基础。然而，当涉及到调查和收集证据时，人类已被证明是不可靠的证人。目击者的错误描述导致了美国70%以上的错误定罪，这些错误定罪后来因DNA证据而被推翻。根据记忆提供证词的证人也是不可靠的，因为人类的记忆已被证明具有可塑性。甚至签署的合同也经常被伪造和篡改，以误导和欺骗仲裁员，有时这种努力成功地欺骗了法官。简而言之，记录事件的传统方法有时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主要依赖于容易出错、偏见和随时间变化的人类。

相反，通过我们周围的数字设备收集数据——从智能手机到安全摄像头——不会被愚弄。它们存储的数据几乎很难被操纵(我说“几乎”，因为数据的某些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修改，但现在任何活动的数据几乎都无法只记录在单个表单或设备中)。这些数据可以被客观地解释，并且不同数据源的组合可以以足够的可靠性最终确认事实，从而被法庭所认可。随着跟踪我们个人行为的智能设备数量激增，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被收集到数字证据中，而且，鉴于这些设备提供的证据明显优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证据，因此采用数字证据将是完全合理的。

是什么构成了数字证据

从本质上讲，任何能够识别个人的数据——包括个人在任何地点的行踪和任何其他关于个人的信息——都以二进制形式存储，至少可以被视为数字证据。数字证据包括最简单的信息形式，如电话记录、短信消息证据、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通信数据，或任何其他二进制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以特定方式确认是否参与特定事件，它们也可以是最小的数据。事实上，在BTK连环谋杀案件中，帮助警方追踪凶手的数字线索正是从凶手发送的软盘中找到的，并且是已经被删除的原始数据。虽然这个案件是由于凶手自己决定与警方联系而得到解决，但随着大量智能设备不断收集我们的个人数据，我们不可能“断网”逃脱，而且一定会在某个地方留下数字足迹。

那么，什么是数字证据?它包括我们个人设备(如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收集的所有数据，这些设备收集的信息包括我们的位置、浏览和通信(通话、文本和社交媒体)历史，以及存储在这些设备上的图片和录音等;公共安全和通信系统(如公共wifi网络和安全摄像头等)收集到的数据。任何其他形式的有助于证明某人有罪或无罪的可靠数字数据都可以作为数字证据，例如，一个人在犯罪现场的存在可以通过结合手机GPS位置和到达犯罪现场途中安全摄像头上瞥见这个人来识别。

（编辑：无锡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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